陈水扁保外就医却“趴趴走”又想出席募款餐会

　　37岁的吴高亮，一米六多的身高，皮肤白皙。相比老家通济镇里的其他人，他看起来更像位精明的城里人。

　　6月初的时候，他还很高调。家里一台送货拉客的面包车，被他贴上了“天价乌木”的广告贴纸，在小镇里招摇过市。所到之处，回头率很高，有人甚至贴着脸凑过来研究。“我就是天价乌木的主人”，面包车一路开到成都，他笑着告诉路人，口气里满是自豪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他向法院提交过三项新证据，以争取胜诉，从而拉回他想了整整一年的那几根木头。那可是金丝楠木，“有南方商人出价上千万”。去年2月，政府将木头拉走，存在小镇的客运站。从那之后，吴高亮做梦都盼着将木头拉回家。

　　法庭胜利是他唯一的指望。

　　开庭前一天，他还特意买了件白T恤，准备印上“乌木案的宣判”几个字，迎接胜利。可惜绕着镇子找了一圈，印刷店的老板们都说时间太紧，“搞不来”。

　　直到开庭当天，早上醒来发现下雨了，他才有种不好的预感，“乌木被政府吊走的那天，也是这天气”。

　　6月15日，四川高院就天价乌木案作出二审裁决，原告吴高亮败诉。尽管官司并不涉及乌木归属权的判定，但结果对吴高亮很不利，根据法院裁决，乌木发现地不属于吴家承包地。

　　法庭上的失败让他有些喘不来气。离开法庭时，对方辩护律师笑了笑，他觉得很刺痛，觉得那律师“得意洋洋”。他甚至一度拒绝了守在外面的记者的采访要求，转身走进洗手间。

　　不过，他没有在洗手间里停留太久。“还是不能放弃”，他在镜子前叹了口气，用冷水泼了把脸。拉开门出来时，七八位媒体记者依旧堵在门前。

　　他咽了咽口水，嗓子里的声音有些僵，“乌木案不会因此结束，我们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，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。”

　　很快，他采取了行动。他做了一个“抢木计划”。参与计划的多是他的家人。他为每位家人做了分工：有人负责趁保安不备拉开客运站的铁门，然后车子停下挡道；有人负责现场拍照和录音，留存证据，“免得政府将来污蔑我们”。甚至对开始时间。他都有慎重考虑， “挑上午比较好，领导有时间出面解决”。

　　6月20日上午，他和家人来到客运站。他以要看乌木为由，“骗”保安开门，随后卸掉小货车的轮胎，停在门口占道，并叫来了吊车和货车。

　　其实，抢木头不是目的，目的是“和公家的人谈判”。

　　客运站外很快聚满了围观的人。客运站内，蓝白相间的塑料大棚里，七根乌木表面被麻袋和稻草遮盖，丝毫看不出贵气，据当地人称，平时很少有人特意来观看。

　　当天上午10点多，几家媒体从成都赶来。“一切又回到原点了，乌木归属权没确定，我要先拉回去自己保管”，摄像机前，他冷静阐述着自己的意图。

　　他希望，至少政府能出面，协商处理方法，打破目前的僵局。然而，通济镇政府对争执并无反应。吴高亮等到傍晚，也没领导在现场露面。

　　一怒之下，他决定在车里过夜，死守乌木，“我不会放弃”。

　　当初听说吴高亮要挖乌木，女朋友蔡芳第一反应就是反对，“万一投的钱打水漂了怎么办？今后怎么生活？”

　　这是2012年春节，蔡芳经人介绍与吴高亮认识不足半年，他们各自有一个孩子，打算重组家庭。正月里，吴高亮和朋友在家门口地里溜达时，发现了露出的乌木枝桠。这块紧挨河道的承包地就在吴家门口，与吴家隔河相望。不过，数月后法院调取证据后裁决，乌木实际发现地，归属河道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条小河时常冲出小块乌木，77岁的吴母称，年轻时在河道里捡到过小块乌木，拿回家当柴火烧，没有烟，效果很好。

　　“他找乌木有一阵了”，吴家人回忆，头一年，四川什邡有村民在地里挖到乌木，价值百万。吴高亮在打理物流生意之余，会抽空在河道里找找。

　　不过，吴家人对此并不认可。

　　“很多事情，他都没跟家里说，自己去做了”，蔡芳说，吴高亮先找来民间收藏家鉴定，继而又从北京请来勘探公司，确认地下有巨大乌木。

　　他准备在2月8日开工挖掘。家人还是反对，但并没有起到效果。吴高亮在家排行老末，有三个姐姐。母亲40岁时才生下他，全家人对这根独苗都很宠爱，1998年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发生意见分歧时，往往由吴高亮最后拍板决定。

　　在彭州工作的蔡芳也没再多说什么，“毕竟还没有结婚，相处时间也不算长，很多话不好说。”

　　开挖当天，吴高亮独自当起了指挥官。“挖到十几米的时候，家里人还在笑我”，他分析家人可能已经习惯他的失败，“以前做过好多工作，开货车、开出租、修核电站，都没什么大成就”。

　　看着“财富”一点点露出来，他越来越开心。“是有点大”，在一旁观看的大姐感慨，“起码能卖100万”，吴高亮则笑着接茬：“卖了钱先去彭州买套房再说。”

　　他都想好了，这100万，在彭州买套30万的房，再花买辆30万左右的货车，留40万做其他安排。

　　然而，几个小时后，2名派出所民警赶到，要求停止挖掘。“你着了，着了”，一位民警喊道，在四川土语里，这是“出事了”的意思。

　　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高先至事后介绍，当天，政府值班室接到举报，称有人私挖滥采。由于彭州矿产丰富，盗矿者一度猖獗，当地政府打击决心很大。

　　挖掘被迫中止。

　　蔡芳当时在彭州上班，她接到吴高亮的电话，“感觉他有点心虚和害怕”，两人都是农民出生的打工仔，以前没怎么跟政府打过交道。

　　最初的惊慌过后，吴高亮变得理直气壮起来，“这是在我自己家的地里”，他琢磨，政府出面只是想要点钱，“回头通点关系送点钱，也就保住了”。

　　麻柳村挖出乌木的消息很快传开，吴高亮接到七八个买家的电话。他们都要求看货后再报价，不过吴记得，第一位买家透露，一两百万算是低价。

　　他试图打听行情，“别卖低了，被人笑话”，他甚至计划着，把乌木拖出通济，放到朋友在外地的砖厂，再通知买家办场拍卖会。

　　随后两天，镇政府领导上门，开始与吴高亮协商，劝说他放弃乌木。

　　吴家不愿接受。双方争执最激烈的时候，吵得很凶。

　　最后，时任通济镇党委书记杨勇出面，向吴高亮承诺，镇上将乌木挖出来，会给他申请最高奖励，他前期的投入也会补偿。今后乌木如果进入博物馆，会刻上他的名字，“流芳百世”。

　　吴家勉强妥协。接下来的挖掘工作由政府接手。工地里最忙的时候，有上百名工人。“这么大的场面，要是我自己指挥，多光荣”，吴高亮有些失落。

　　去年2月23日，政府挖出7 根乌木，其中最大的一根长34米，直径1.5米，重量约60吨。为保持乌木完整，通济镇政府租用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重车，将乌木运到镇客运站存放起来。

　　吴高亮记得，乌木吊走的那天，村里下起了雨，“吧嗒吧嗒的”。他心里不好受。不过，他安慰着自己，应该信任政府，事情可能会有好的解决，“搞不好政府是在帮我挖，靠我自己还挖不动呢！”

　　后面的故事开始与“流芳百世”无关。

　　吴高亮开始全力为乌木奔走，蔡芳辞了职，回到村里照顾家人。

　　“没想到乌木一拖走，政府就对我们不理不睬了”，蔡芳回忆，镇党委书记杨勇做出承诺后不久就调走了，一切都变成未知数：乌木处理办法要等上级批复，当初承诺的奖励，也要等新领导的答复。

　　吴高亮坐不住了。他一趟趟往政府机关跑，在彭州市文物局、国土局等单位，工作人员最初称不归他们管，后来索性不再接待。

　　“那些单位的人见到老吴就讨厌，说他是‘疯子’”，蔡芳说，镇里也开始有人说三道四，“当着面都笑嘻嘻，背后戳脊梁骨”，还有人会阴阳怪气地称赞“你们硬得过政府，了不起，有胆气”，脸上挂满嘲讽。

　　吴高亮还找镇长郭坤龙理论，最多时一天找三趟，然而，“再等几天”，成为他听到最多的答复。

　　“政府门口协警看我的眼神都不对，好像都在嘲笑”，5月的一天，他甚至跟镇长拍起了桌子，“我就告诉他，今天不走了，他做什么我做什么”，本来坐着的镇长也拍着桌子站了起来，保安冲进来，把吴高亮拉开。

　　这些遭遇，他都没有跟家人细说。在老母亲的心里，他还是那个“不爱开腔，跟女子家一样”的幺娃。

　　蔡芳看不过去，曾经劝说吴高亮放弃，“我不喜欢太多麻烦，就想平平淡淡过日子”，经历了上段婚姻的不愉快，她只求平安稳定。

　　吴高亮不听，两人的争执也变得多起来。“走到这一步了，只能坚持走下去”，吴高亮的固执让蔡芳很无奈，她甚至喊着“那你自己走，我不想跟你走下去了”。

　　然而，生气归生气，看到吴高亮的疲惫，她又心软了，“他在人前喜欢逞强，其实背后也掉眼泪。”

　　如同一个皮球，被各个部门来回踢了几个月后，2012年7月，吴高亮被通知去彭州市国资委开会，宣布处理结果。

　　乌木归国有，奖励金额总计7万元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吴家人就炸了。

　　“很气愤”，会议室里没有空调，吴高亮急出了一身汗。会议只持续了20多分钟，双方不欢而散。

　　“不是我们漫天要价，这个数太少了，还不够我们前期投的钱”，蔡芳听说，政府称乌木是他们接到举报后挖掘出来的，“这是反咬一口”。

　　吴高亮决定打官司。

　　在成都参加电视节目《非常话题》录制时认识的律师张敏接下了这桩案子，“节目模拟了双方辩护，张敏搬出了《物权法》的一项条例，让其他律师都说不出话来了，我想着‘就他了’”。

　　蔡芳有些害怕，她担心被报复，“我们这镇子小，山高皇帝远的”。

　　报复并没有发生，家里遭遇的经济危机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　　被乌木事件裹挟着，吴高亮经营了一年多的物流生意基本垮了，如今只靠他偶尔在镇里跑短途挣钱。家里唯一的固定收入，是蔡芳在彭州市当售货员1500元月薪。

　　打官司需要钱。吴高亮卖掉了货车。据媒体报道，卖车前，他全部存款只剩1800元。

　　“从开始打官司到现在，至少花了10万块”，他估算。

　　这期间唯一的喜事是吴高亮和蔡芳领证了。蔡芳最初瞒住了家里，“怕他们不乐意”。由于手头不宽裕，两人一直没有操办酒席，这让蔡芳的娘家人一直有些不满。

　　“她有时候压力也很大，跟我吵过要离婚”，吴高亮说，自己只能尽力去挣钱。实施抢木计划的头一天，他替一户出殡的人家跑了一天车，从早上8点多忙到晚上7点，挣到400块钱。

　　这些窘境并不为外界所知。相反，得知吴高亮发现乌木后，几个亲戚和朋友提出，等官司打完弄到钱后，借点钱花。

　　还有陌生人借钱的电话打到家里来，蔡芳记得，有一天她在做饭，吴高亮接到电话，是同村一个“社会上的人”，“我这几天没钱了，给点钱花。”

　　这让蔡芳担心得睡不着觉，“真要拿到几百万，还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吗？”

　　天价乌木案引起了全国关注，不少网友支持吴高亮的坚持，指责通济镇政府 “与民争利”。

　　生活在舆论中心，吴高亮并不轻松。

　　他曾经跟媒体透露，多次想过撤诉，又觉得媒体和众人的支持让他不能回头，“我要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”。

　　他生活在矛盾中，一方面享受着举国关注带来的成就感，“我现在算名人吗？”采访间隙，他向记者询问。然而，在政府力量面前，成就感变得虚无，他又被打回原形，变成孤军奋战的山村村民。

　　在他生活的小镇里，人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不一。“太偏激了撒！”6月20日，在围观吴高亮抢木头的人群里，有人这样评论，还有年轻人说出了“炒作”的字眼。不过，当记者靠拢细问时，他们又表现出一种乡野的圆滑，“这乌木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咯”，要不就笑笑，不再言语。

　　下一步怎么走，吴高亮也没太想好。如同一盘局势复杂的象棋，他不知道下一步的后果会是什么。

　　他想继续在彭州打民事诉讼的官司，通过法律手段，把乌木争取回来。但漫长周期和高额费用，让他有些头疼，另外，他也不清楚谁是被告。

　　但不管怎样，在他的蓝图里，“乌木”已经是最重要的关键词。

　　他考虑做乌木生意。从麻柳河挖出来的乌木，他保留了一吨多，已经开始找工厂制作手串出售，加上地里保存的三块乌木，预计能生产一万余件。

　　5月底，他去看望北京工作的堂姐吴高燕，带去100余个手串，交由她代售，每串200元起。

　　如同无数小镇人，他对首都充满憧憬。“我在北京也有名气，在潘家园考察市场时，说起天价乌木，老板们都知道”，但这些生意人直言，代售效果不会很好，“除非我自己去卖”。

　　他觉得，凭自己的聪明和勤奋，“今后还是能发财的”。

　　妻子蔡芳考虑的与他不太一样。

　　乌木挖出后，吴家从来没有讨论过分钱的事情，蔡芳不知道，将来乌木真的让吴家发财了，一家人是否会伤和气，她听说过太多一夜暴富后悲剧接踵而来的故事。

　　她担心，这个刚刚组建的小家庭，承受不起那样巨大的财富，“其实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”。她不怕官司打输，甚至也不怕乌木最终归国家，“我们还年轻，靠自己的双手也可以生活下去”。

　　“你想多了”，吴高亮总是这样安慰她，然后转身继续投入战斗。